张文木: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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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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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 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 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 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

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 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

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

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 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

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 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

”[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

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

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 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 ”[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 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 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

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

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

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 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

”[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

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

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

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

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

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

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

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 ”[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 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 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 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 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 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

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 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 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 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

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 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 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 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 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 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 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

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

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

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37]。